藩鎮割據[第1頁/共2頁]

藩鎮盤據對唐朝社會政治經濟風險極大，順宗時的永貞改革，其目標之一便是減弱藩鎮，但是僅曇花一現。日趨走向式微的唐王朝已有力迴天，藩鎮盤據權勢仍然放肆放肆。

藩鎮盤據是唐前期政治上的最嚴峻的題目。溯其淵源，與唐朝兵製的鼎新有關。唐玄宗開元十二年之前實施府兵製，當時軍府多在關內、中原地帶，“內重外輕”。開元前期，府兵製崩潰，實施募兵製，節度使耐久專兵，朝廷直接把握的軍隊銳減，成為“外重內輕”之勢。安史之亂後，國力大衰的唐朝有力消解歸降的安史餘部，便授以節度使稱呼，覺得皋牢之計。藩鎮盤據起首起於安史降將。同時，在安定安史之亂的過程中，唐朝的很多節度使權力減輕，各自為政，不聽中心調遣。藩鎮盤據日漸構成，同一的唐朝被支解，四分五裂，戰禍迭起。

唐朝的藩鎮大小與感化各不不異，大者連州十餘，小者猶兼三四。此中為害最甚的是河北三鎮，即李寶臣占有的成德鎮、田承嗣占有的魏博鎮、李懷仙占有的盧龍鎮。三人皆為安史舊部，歸降唐朝後演變成把持一方的軍閥。除河北三鎮外，另有相衛鎮、鎮冀鎮、淄青鎮、宣武鎮、淮西鎮等。這些盤據一方的藩鎮，自置文武將吏，賦稅不入朝廷，節度使一職，或父子相傳，或由兵將擁立，儼如獨立王國，時而叛唐，時而結合，不受中心節製。乃至在長安四周的同、華二州節度使周智光，也敢順從唐朝中心，並且大言道：“此去長安百八十裡，智光夜眠，不敢舒足，恐踏破長安城。至於挾天子、令諸侯，唯周智光能之。”可見藩鎮的放肆放肆已達頂點。唐朝廷雖弱，仍然和藩鎮盤據權勢作了一係列鬥爭，首要的有三次。第一次是“四鎮之亂”。德宗期間，李惟嶽擅承李寶臣節度使之職，李納擅承李正己節度使之職，唐朝廷對這兩起子承父職的行動不予承認。因而山南東道梁崇義、淄青李納、魏博田悅、成德李惟嶽四鎮結合反唐，演成四鎮之亂。梁崇義、李惟嶽在與唐軍作戰時敗死。以後，盧龍節度使朱滔自稱冀王，成德節度使王武俊稱趙王，魏博節度使田悅稱魏王，淄青節度使李納稱齊王，四鎮以朱滔為盟主，又結合抗唐，此次兵變稱為“四王之亂”。因為唐軍討伐無功，唐德宗隻好命令，去掉四鎮王號，名義上歸唐，究竟上仍由他們各據一方。第二次是“奉天之難”。783年農曆正月，淮西節度使李希烈起兵反唐，在河北諸鎮支撐下自稱楚帝。唐德宗出兵進討，涇原節度使姚令言奉詔率涇原兵東下勤王，路經長安時，本地不但未給犒賞，反倒犒以糲食，激起涇原兵變。軍隊攻入長安城，德宗倉促出逃至奉天，此即“奉天之難”。兵變軍隊擁立原盧龍節度使朱眥為帝，國號秦，後改成漢。唐德宗在各地勤王軍隊幫部下，用時近一年才光複長安，毀滅了朱眥。第三次是唐憲宗實施削藩政策，獲得短期結果。814年，淮西節度使吳少陽死，